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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身立命，恍如隔世。
背井离乡，起家如针挑土。
下南洋，走西口，闯关东，都是迫不得已。
华侨城变成空城，当听到‘打倒资本家’口号时，刚回国的海外华人们又开始大规模出国，因为无论是在海外还是国内，小富即安的他们最担忧的事是：多年打拼积攒的私人财产一夜之间被没收。
海外华人们做梦都想成为有钱的大资本家，身无分文的穷才是世上最可怕。
1949年2月，三大战役全部结束后，国民党的大势已去。
蒋委员长也从未想到自己今天也会落到当年围剿红军赶尽杀绝被迫长征的下场，他也要开始撤退逃亡。
1937年，淞沪会战后，蒋政府提前撤退去三峡天险屏障的重庆。
1949年，三大战役后，与福建隔海相望的台湾成为蒋政府的落脚之地，成为国民党的‘延安’，民国尚未寿终正寝。
害怕舆论传说中的仇富主义，1949年2月的上海最恐慌忙碌，整个长江流域仍至全国的官僚/公务员/财主/商贾/富翁/名媛/华侨/企业家/国军家眷/外国公民都聚集在中国最繁华的城市，准备拖家带口撤退。
此时的法币已成废纸，北岸的解放军尚未渡江，南京的官员与军队们开始在金融中心的上海翻箱倒柜，争分夺秒把中央银行金库里的大量黄金白银钻石美元和值钱抵押物全都装船运往台湾，国民党政府公务员和国军家眷们也乘船前往台湾，王猛和王镇恶一家也不例外。
有权人都去了台湾。
有钱人都去了香港，与蒋有过节隔阂的政客和军官也都去了香港。
可能是看透了国民党政府的腐朽黑暗和老蒋的权利独裁，上海的财主富翁企业家们需要找到一个相对法治公平的环境继续经营创业，英国的《大宪章》的口碑较好，香港又是国际自由贸易港，从未出过军政独裁者，没有牛李之争，制度健全，且非常尊重资本，比较适合商人生存。
上海大佬杜月笙也去了香港。
2月21日，在上海浦西外滩CH中国公司总部会议室里，唐人街二十八将和刘悟透一碗饭，还有民生公司的卢先生，圆桌集体讨论一个极其重要的决策：何去何从。
江浙沪的大小企业家们争先恐后将机器设备/贵重资产/账本文件/家具汽车全部打包装船运往香港，民生公司往返上海至香港的船运生意日进斗金，财源滚滚，卢先生也坐镇上海亲自指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