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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初，在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到美国时，中国留学生们几乎个个义愤填膺，极力主张立即对日开战。
胡适却写了一封致中国留学生的公开信，直言大家是发了“爱国癫”：“在当前的条件下，对日作战，简直是发疯。我们拿什么去作战呢？”
胡适还言辞恳切地劝同学们：“请大家不要冲动，让我们各尽我们应有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便是读书求学。”
自然，他的倡议受到中国同学们的激烈批评，说他”木石心肠”。
胡适在自传里提到，他的反战思想源于自幼受到老子“不争”和墨子“非攻”的思想影响。及至他到了美国，又接触到了基督教的不抵抗主义。后来，他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又进一步受到老师杜威的哲学思想熏陶。
在抗战前期，胡适可以说仍然延续着这样的思想。
“九一八”事变后，他曾以个人名义给宋子文等政府高层写了一封信，同时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阐述他的对日主张。
他主张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中日危机，以尽量避免爆发全面战争，理由有三点：
第一，中国的经济、军事力量太弱了，对日作战绝无取胜的希望，一旦开战，国家将会被毁灭；
第二，国内不统一，国民党政权立足未稳，难以担当这一场力量悬殊、以弱胜强的战争的主帅之职；
第三，日本还未同美、英、苏等大国闹僵，一旦开战，中国不易取得国际上的支持和援助。
和16年前一样，胡适还是坚持以他的理性来分析中日局势：“我们怎么能打？拿什么去抗日？我们陆军的训练和装备均甚窳劣；既无海军，实际也没空军；也没有足以支持战争的国防工业，我们拿什么去抗日？这是一件悲剧。”
不得不说，胡适对抗战前途的担忧也不无道理。当时中国确实是“弱得不能再弱了”，连一个螺丝钉都要进口，没有像样的工业，却要去面对日本的飞机、坦克、重炮等先进装备，再加上国内军阀林立，常年战乱不断，国民政府无力掌控全局，还有国际上西方列强对日本的放纵，一旦爆发中日全面战争，确实前景堪忧。
出于以上考虑，胡适主张，对日作战时机未到，只有与日本谈判解决冲突，以便为抗战赢得时间，积蓄力量，“只有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才能解决远东问题”
当双方实力悬殊过大时，是玉石俱焚还是忍辱负重，卧薪尝胆？这从来都是一个极具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