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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统战部主持的首次答复会议回来当天晚上，余又朵就动手写了关于此次答复会议的回复，主要内容如下：
“1避重就轻
我父亲含冤三十年，至今没有正确定性。我申诉的核心是给我父亲的意外死亡正确的定性，他们却强调给我妹妹安排工作的无关事宜。在沟通中，他们始终有意避开定性问题，问急了，就说是‘因病去世。’这既不符合事实，也说服不了我们家人及大众。
2双重标准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他们无视我的三十多位同志对我父亲好评如潮的走访材料，以及组织上对我父亲在统战工作中的三次奖励，他们说这些都不能成为“因公牺牲”的材料。但是又说不能被追认“因公牺牲”,是某某同志说的，他们要采纳。在他们眼里“因公牺牲”的认定可以受个别观点的干扰，而我的走访材料是大家客观真实的反映却无效？他们要求有媒体报道，难道记者的眼睛就比众多老百姓的经历更有价值？
3掩盖事实
他们说组织上没有给我父亲有关于抑郁症导致死亡的定性，他们无视病历上的篡改，说并不知道医院为何那样写？我仔细查阅了病历，发现“私自”，“住院期间精神木呆、寡言少语、低头静坐、性格孤僻。”这些字并不是主治医师张竺梅的字，而很符合医院科室主任殷建福的字迹，他作为领导能给不了解的病人这些评语吗？他篡改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有关部门认真调查了吗？对真相负责了吗？还是隐瞒真相？
4故意为难
我父亲意外死亡符合89年民政部的文件中：“机关工作人员‘因公牺牲’条例中的两条：（1）‘在执行任务中，遇到非本人所能抗拒的意外事故死亡’或（2）‘在执行任务时，突发疾病死亡’，在条例中并没有附加或限定特定的条件。有关部门不仅要我提供突出贡献的媒体纸质材料，还限定必须在抗洪抢险等事故中，这是故意为难。”
李仁木看了余又朵回复的四点，感慨道：“这真是要有一定的智商，要不然真搞不过他们。老百姓有时候有冤情有理却没有水平说不出，或搞不过他们，只好闹……”
“是呀，他们既是是运动员，更是裁判员，确实搞赢不容易。但是，我还是相信公理！”
余又朵夫妻去了区档案馆，因区档案馆搬了三次家，又曾遭遇火灾。她父亲的主要工作时期在六、七十年代，那是有些特殊的时期，材料也欠缺，所以他们并没有拿到更有价值的材料。
余又朵
